广西民间传统斗蟋蟀,古今皆有的“斗蟋蟀”

蟋蟀,又名秋虫、促织、趋织,俗称“蛐蛐”。蛐蛐,原本是一种不起眼的小虫。然而,曾几何时,小小的蟋蟀,竟弄到倾国倾城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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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贾似道,身为主管军事的同平章军国事,敌人大军压境,仍充耳不闻,一心在家斗蛐蛐,留下千古臭名。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酷爱蟋蟀,“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皇上要斗蛐蛐,害得民间百姓有的倾家荡产,有的搭上性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据此写出短篇小说《促织》读来令人扼腕,令人深思。

玩蟋蟀发展到今天,也有了古时不可比拟的规模和气派,虽然已不至于倾城倾国,让人丢掉性命,但为这区区小虫梦萦魂牵、如醉如痴者还是大有人在。一九九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上海市体育宫看台后的大厅里挤满了人,人们屏住气息,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一个闭路电视大屏幕。你别以为这是在转播什么文艺晚会的实况,其实,转播现场两台摄像机对准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透明有机玻璃盆内两只剑拔弩张的蟋蟀。原来,这里是在实况转播上海队对徐州队的蟋蟀大战,而观看者全是标准的“蟋蟀迷”,否则谁会掏十元钱来买入场券呢?

为了满足众多蟋蟀爱好者的要求,上海市某识虫高手应某蟋蟀学会之聘,开办蟋蟀讲座,门票四元一张。开讲那天,听众如云,自行车、摩托车沿马路排了六七十米长,真可谓盛况空前。

斗蟋蟀作为一种民间游戏,大约开始于唐代。《负暄录》说:“斗虫之戏,始于天宝”。据五代时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养蟋蟀之习,先从宫廷中开始。一到秋季,宫中妃妾,都用金丝编成的小笼子捉蟋蟀,然后关在笼子里,放在枕头边,专等到晚上听蟋蟀的鸣叫声。

后来,民间老百姓也仿效宫中,玩起了蟋蟀。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斗蟋蟀之风已盛行朝野。据南宋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都城临安(今杭州)城里,已有专门出售蟋蟀和蟋蟀罐的“小经纪”人了。

明清两代,斗蟋蟀之风达到鼎盛。明宣宗朱瞻基尊为皇帝,却“最娴此戏”,曾密诏地方进贡一千只蟋蟀,一时间蟋蟀比人命还值钱。清代宫廷沿袭明朝宫廷玩好之风,上至皇帝,下至妃嫔、太监,都喜欢养蛐蛐、斗蛐蛐,宫廷如此,民间也如此。

清代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中说:“都人好畜蟋蟀,秋日贮以精瓷盆盂,赌斗角胜,有价值数十金者,以市易之”。到光绪年间,北京城里以顺治门外为斗蟋蟀的常设之场,周围形成了一些养蟋蟀、卖蟋蟀的专业户。从南宋到明清,还出现了不少记述养斗蟋蟀之经验的专书。

养蟋蟀要用罐,也称“盆”,斗蟋蟀也要用罐,斗罐大,养罐小。这些蟋蟀罐有的出自宫廷,工艺制作极为考究、精细。明清两代,蟋蟀罐有官窑、私窑两种,官窑以宣德窑最为珍贵,专供宫中用,这种蟋蟀罐到明代末期万历年间已被视为珍宝。宋朝的宣和盆就更为罕见。所以,民间素有“好虫可得,古盆难觅”之说。

蟋蟀种类很多,据贾似道的《促织经》介绍,有十多种之多。蟋蟀的品位也有高下之分,这大体可以从颜色上区分。一般来说“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还有的说,与蜈蚣和蛇在一起的蟋蟀,必定勇猛善斗。在一九九一年上海的蟋蟀市场上,蟋蟀大致分为四个品级:上品之虫极难遇到,价格波动很大,一两百元一只很平常,八百上千的也有所闻;中品之虫几十元至上百元;下品之虫几元一只;不入品的草种,几毛钱就可买得到。

斗蟋蟀,在明末清初遍及全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都有专门的开斗场。开场时,虫迷纷纷云集,摩拳擦掌,准备一搏。开斗也有规矩,开斗前,先登记编号,交少许钱,然后称蟋蟀的重量,就像拳击比赛一样按重量分组,过秤后罐上贴封条,标明第几号几厘几。

开斗时,按分组两只一对,放入斗罐中,罐中有栅将“斗士”分开,入罐时各据一边。监场人喊“开栅”后,栅提起,两边主人各以蟋蟀草引逗蟋蟀,让它们“开咬”。两虫相斗,有时几十回合不分胜负,有时一战便定胜负。胜者得赏,许多场合就此演变为“斗赌”。

养蟋蟀、斗蟋蟀,若是变成一种赌博,那是完全不足取的。青少年朋友应珍惜青春大好时光,千万不可玩物丧志,更不可陷于赌博恶习而难以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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