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34年5月，鲁迅去须藤医院看胃病，医生认为抽烟对胃黏膜的刺激很大，鲁迅的应对方式是减少到每天10根，并改抽质量较好的烟卷，如果说减少数量还可以理解，那么改抽好卷烟则令人迷惑，这并不改变抽烟的性质，好卷烟的尼古丁和焦油更精醇，对胃的刺激更大。
到1935年6月，鲁迅肋膜炎后元气大伤，给胡风的信里说:“消化不良，人总在瘦下去，医生要我不看书，不写字，不吸烟，三不主义，如何办得到呢?”显然戒烟的医嘱是没有错的。1936年10月17日，鲁迅去看鹿地亘而着凉，回家后又与周建人谈话到深夜11点，12点的时候，鲁迅还表示要再抽一支烟才睡，最后是1点钟上的床。
鲁迅此时已经大病6个月，但他居然仍在抽烟，原本着凉已经刺激了肺，抽烟是否是肺气肿的诱因还未可知，但肯定对后来的病情起了不良的推动作用。
鲁迅的工作狂模式对身体的损害也很大，从1934年生肋膜炎起，鲁迅的身体快速衰弱，但撇开日记里的病史记录，可以看到密密麻麻全是工作。
1934年国民党出台图书审查制度，正是文网最严密的时候，鲁迅多部著作被禁，他坚持给杂志《文学》、申报副刊《自由谈》等写稿，在夏天他和茅盾等人筹划着办《译文》月刊，年底因肋膜炎持续发烧1个月的时候，他正在为《译文》月刊达到出版社的销量而努力,1935年为《世界文库》翻译《死魂灵》，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写小说集《故事新编》，为故友瞿秋白出版遗著《海上述林》，年底还要操心“左联”解散的事。
1936年他跟胡风等创办《海燕》杂志，5月拖着病体“显着骨瘦棱棱的四肢”，整理珂勒惠支的《版画选集》并出版。他每天记录发烧的热度，更多的字数则记录每天的工作，胡风总结了这一阶段鲁迅的工作状态:“这(工作)对于他的病体是有害的，但夫人也罢，朋友也罢，医生也罢，谁都没有禁止或劝止他的方法。每当热度重新升高了，对他说那是因为工作了的缘故，他总是马上否认。曾经和夫人有过这样的争执:夫人说是作了工所以发热的，他却说是因为晓得什么时候要发热所以赶快把工作做完了的。”
可以说，鲁迅的病，积劳成疾也是很大的原因。最后的逝世，一方面是须藤的诊断让鲁迅对自己的病起了轻敌之心,另一方面是他放不下自己的责任感。
1936年9月吴渤请他参加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鲁迅在9月28日表示抱歉，说自己生病，木刻展览会无从谈起了。但到10月8日，鲁迅依然抱病去了展览会，指导木刻青年。10月10日，鲁迅发着烧和家人去看电影。
10月11日，因为居住在虹口已经不安全，鲁迅带病拖家带口去法租界看房子。这三天里，鲁迅的足迹遍布了西藏南路、北四川路虬江路、法租界，除了电影院稍近，距离大陆新村在3千米以内，其他都是6千米以上，即使坐车也很劳累。
10月17日，鲁迅去景云里鹿地亘居所，当时户外刮风，鲁迅步行前往，到房子里后，鹿地亘回忆:“因为风吹进来，我想关闭窗门,他却说并不冷，阻止了我。”
也就是说这次拜访，鲁迅来去的路上以及在室内都吹了风，他高估了自己身体承受寒冷的能力，受寒后又熬夜，以至于在深夜发作了肺气肿和气胸，不幸逝世。
如果鲁迅能谨遵医嘱，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不熬夜，不抽烟，小心养护肠胃，在须藤诊治未果时及时更换医生，重视自己的病情，减少工作量，多休息，不受寒，或者真如能须藤所说，再活更多的年份，但是这样就不是鲁迅了。正如胡风所回忆的:“热度刚被压下，可以走动的时候，就动手作工。永年炼成的战斗的心和工作习惯使他不知道什么是休养。
后来甚至说出了这样的理论:如果不会发热，当然可以作工，如果会发热，就应该赶快作工。是五十六的年龄了，而且还是久病的身子，这样的不顾性命的战斗精神，是使人只有感泣的。”
历史不能假设，性格决定命运，鲁瑞、周作人、周建人都较为长寿，鲁迅却在56岁就巨星陨落，这是一种不幸，但也是必然，因为就像“有一个把自己底心脏做成炬火为人类照出了道路的神”，鲁迅是“自己就是连最后的精力最后的血液都用在哺养中国人民的工作里面了”的人。
